发布日期 2020-01-10

梁巘的书法艺术

原标题:梁巘的书法艺术

梁巘(1727—1785),字文山、闻山,号松斋、断砚主人、六松居士,安徽亳州人。雍正五年(1727)出生于亳州夏侯巷祖宅。乾隆九年(1744)随长兄梁峰游学于南京钟山书院,乾隆二十七年(1762)中举。乾隆二十八年(1763)任北京咸安宫教习,乾隆三十四年(1769)教习期满任湖北省巴东县知县。乾隆三十五年(1770)“丁父忧”回籍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)课徒寿州循理书院,乾隆三十九年(1774)任循理书院院长。乾隆五十年(1785)去世,享年五十九岁。

梁巘早得书名,在钟山书院游学时,即以书“小栖霞”额而得两江总督尹继善赏识。任咸安宫教习时,因善书而留下“南梁北孔”“南北二梁”“三梁一王”之传说。

梁巘在寿州的十余年,肆力于书,“楷宗晋唐,草法‘二王’”,可谓遍临晋唐诸家,于王羲之、王献之、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李邕、张从申、徐浩等用功至深,尤以李邕、张从申为最。又旁涉汉魏六朝碑版,逐步形成出入晋唐、碑帖兼容、中锋用笔、苍老劲健的书法风格。

因此,考察梁巘的书法渊源,探寻梁巘的学书之路,分析梁巘的书法风格,明确梁的书法影响,对学习、研究梁的书法艺术,继承、光大梁的书学精神,促进当代书法的健康发展,大有裨益。

一、少学苏、米,意气轩举——早得书名

梁巘天资聪慧,自幼好学,故而早得书名:“四岁能诵《毛诗》,十二岁毕经史业,善文章,工书。” [1]346这得力于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业师陈学古的精心培养。其 自 言 :“ 吾 少 年 学 苏 、米,意气轩举,多有欺人之概,晚年结构渐密,收束自然 , 往 往 近 赵 , 而 不 知 者以为降格。” [2]104 说明其早年是学苏轼(1037—1101)、米芾(1051—1108)而得书名的,其所谓的少年是相对于晚年而言,非真正意义上的少年,应该指乾隆三十六年(1771)去寿州之前,梁巘临《淳化阁帖》册页后汪焘的跋语“余与闻山交最久,所得书皆辛卯以前,苏、米居多”即是明证。

(一)师法米芾

梁巘《自书论跋》云:“余向以学米书得名,然殊不佳。” [2]91 这是晚年夫子自道语,其早年的确以学米芾而得书名。目前笔者所见梁巘最早的作品便是乾隆二十四年(1759)临米芾《西园雅集图记》,用笔爽利、点画动宕,结体紧密、行距舒朗,虽为临摹,亦体现出扎实的基本功。梁巘时年三十三岁,依然是用软毫笔:“吾用软笔七八年,及至京师犹用之。其法以手提管尾,作书极劲健。然太空浮,终属不沉着,不如用硬笔运以沉着,苍劲处,皆力透纸背。” [2]104梁巘行书《松竹图书》对联是其学米的代表作,深得米芾八面出锋、沉着痛快之特点,堪称佳构,应是乾隆二十八年进京后,由软笔改为硬笔的作品。其所言“向以学米书得名”,应当是此类作品。(图1)

图1 梁巘 松竹图书五言联 纸本 114cm×27cm×2 私人藏

梁巘对自己早年学米芾并不满意,认为米书结体太离奇,学不好会堕入恶道,因而告诫学生不要早学米书,要到晚年方可:“后生学书,慎勿早学米字,以其结体太离奇,学之不善,恐其堕入恶道。……不学米字不变化,然须到晚年时方可学。” [2]111 可谓经验之谈。

(二)师法苏轼

梁巘曾言:“吾尝临苏书,而不学米字,以苏书之动宕苍劲,皆有规矩可守,不似米字之率意放荡也。” [2]91 这句看似矛盾的话,至少说明其自学苏轼后就不学米芾了,或者说学过苏轼才发现米芾的问题。朵云轩藏有梁巘《临苏轼〈养生论〉》册页,未署年款,当为早年之作,用笔沉稳,点画蕴藉,结构宽博,行间茂密。(图2,见封二)

图2 梁巘 临苏轼《养生论》册页(选二) 纸本 朵云轩藏

梁巘对苏轼的学习持续到晚年:“余购《金石录》数十年不得,乾隆己亥冬游广陵,于郃阳秦晋斋处借得。携归年余,欲录之而未暇也,门人萧生亦桥(乔)、王生鲁庵、许生春林,为余分抄数月而成……乃为临东坡《罗池庙享神辞帖》一卷酬之,此则赠亦桥(乔)者也。” [2]128 即乾隆四十五年(1780),还临苏轼的《罗池庙帖》赠弟子。王潜刚《清人书评》载:“闻山先生二寸大楷书前后《赤壁赋》,生宣纸,用健毫书,沉着顿挫,意在学苏,较平日他书专学李括州者不同,可称杰作。” [3] 说明其在学习李邕的同时,依然学习苏轼。不仅如此,梁巘还建议将《罗池庙帖》悬于壁间,时时观摩,以增长笔力:“学书者将苏长公《罗池庙帖》挂壁间,朝夕观玩,实实增长笔力。” [2]109 可见其对苏轼的《罗池庙帖》相当欣赏。

图3 梁巘 临苏轼《告据》 纸本 202cm×88cm 西泠印社藏

梁巘晚年所临苏书,则多以己意为之,不再忠实于原帖,其《临苏轼〈告据〉》立轴,兼融多种笔法,楷中有行,行中带草,雄浑苍劲,逸气生动,属创作性临写,为其大幅行草的精品力作。(图3)

二、入赵浅,入董深——师法董、赵

梁巘乾隆二十八年进京时,书法已相当有名。他自从梅釴(1723—1812)得执笔法,便刻苦学习,认真实践:“予学书,三十岁后始缘 得其传……余学复十余年,觉有得。” [2]103 一入咸安宫,享誉四方的翰林院侍读王文治(1730—1802)便和他研讨:“闻山,昔在京师与余同学为书,余自滇南归,闻山书名大振于江淮间。” [4]808 身为景山官学教习的段玉裁(1735—1815)也来请教笔法:“余乾隆癸未,识闻山于都门,虚心问以笔法。” [5] 苏、米而外,梁巘更倾心于赵孟(1254—1322)、董其昌(1855—1636),自言:“余书入赵浅,入董深,然入董而不尽出于董。” [2]91

(一)师法赵孟

余廿年前学赵松雪书不能似,近学李北海《云麾碑》,笔稍稍立得住,或以为似赵。盖松雪初学“二王”,晚年碑版,实脱胎于李。而余仅袭其貌,不特不能似李,亦岂能真似赵乎?壬寅秋,与张责万书屏有余幅,并赘数语,以志吾愧。[2]92-93

这是乾隆四十七年(1782)所言,他已达“人书俱老”之境,才坦言早年学赵“不能似”,即“入赵浅”。而其晚年临王羲之却似赵孟頫:“吾临右军《吴兴帖》,绝似子昂《十札》书。” [2]92 说明其书已“由唐入晋”,可比肩赵孟頫了。安徽博物院藏其行书《镂管冰壶》对联,既有赵孟頫的严谨端庄、雍容稳健,又有李邕的逸气生动、通身贯注,的为佳作。(图4)

图4 梁巘 镂管冰壶七言联 125.5cm×26.5cm×2 安徽博物院藏

(二)师法董其昌

梁巘好友汪焘跋其临《淳化阁帖》册页云:“闻山于书无所不窥,其初由香光而入,遂造北海之室。”这说明其学董其昌在李邕之前。其乾隆三十二年(1767)所临董其昌《成道记碑》立轴,可谓形神兼备,诚如裴景福所言“摹香光楷行,神骨毕肖,人不能辨” [2]1 ,足见其临帖功夫。(图5)

图5 梁巘 临董其昌《成道记碑》 纸本 95cm×40.2cm 1767 选自雅昌艺术网

尽管梁巘对董其昌的临摹“神骨毕肖”,但在创作上却与董不同,力避其“弱”。阜阳博物馆藏其行书《五言诗》立轴,既有董其昌的古淡、巧妙,又有米芾的沉着、爽利,正所谓“入董而不尽出于董”,乃早年佳作。

三、从流溯源,得门而入——师法李邕

随着学习的深入,交流的广泛,眼界的提高,梁巘开始探寻自己的学书之路:“米海岳行法多出自李括州,余即以米行法临《云麾碑》。从流溯源,自是得门而入。” [2]92 他找到了源头,米芾行书学李邕(675—747),用米芾法学李北海,因为李邕是唐代行书的代表人物,加之梁巘此时所师从的赵孟頫、董其昌也深得李邕之法,正是其所追求和效仿的目标。梁巘乾隆三十四年(1769)《临李邕〈荆门行〉》册页,明显带有董其昌、米芾甚至苏轼的痕迹,特别是董其昌,在章法上尤为凸显。此时对李邕的学习刚刚开始,并未达到很高的境地。而乾隆四十四年(1779)《临李邕〈云麾将军碑〉》册页,则是精品,虽是临习,却神完气足,极具李邕的“逸气生动”,对李邕的临习,已炉火纯青。(图6)

图6 梁巘 临李邕《云麾将军碑》册页 纸本 25.5cm×16cm×24 1779年 选自西泠印社2015年春拍网上图录

梁巘也意识到临摹得过熟,需要换帖:“吾近来临《云麾》《麓山》,本头太多,嫌其近熟。欲临欧书,恐一时不能成就。” [2]91 张穆(1805—1849)所言“吾家松斋书最多,其临《思训碑》(《云麾碑》)者,亦不下数十册” [6] 就是例证。

梁巘书写碑版多用李邕体,乾隆三十六年(1771)所书《重修汤陵碑记》,是目前笔者所见的第一块碑版,当是在亳州“丁忧”期间所作。已明显看出是以李邕为本,兼融董其昌的神韵、米芾的劲健和苏轼的蕴藉,依然是腴润有余,遒劲不足。此碑保存完好,现在亳州汤王陵公园内。而书于乾隆四十年(1775)十月的《循理书院碑记》和《重修八蜡庙碑记》均为张佩芳(1732—1793)撰文,已基本摆脱董其昌的清瘦软弱,逐步走向“劈实劲健”,整体章法协调,行气一贯,自家面貌业已显现。

图7 梁巘 《玻璃泉记》碑拓本 1781年(选自胡冰编《梁书法》,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,第128—129页)

梁巘在寿州书写的最后一块碑,是乾隆四十六年(1781)的《玻璃泉记》,为其得意之作:“寿凤《报恩寺碑》劈实健劲,泗州《玻璃泉记》沉着苍劲,二碑皆学北海《麓山寺》,故气魄亦与之相近。” [2]96 此碑不仅“沉着苍劲”,而且“神气极旺” [2]97 ,字里行间皆有其“平生独往独来本色” [2]97 。此时,梁巘的书法已达鼎盛,在李邕“逸气生动” [2]69 的基础上,融入更多手法,已达出神入化之境。(图7)

四、由唐入晋,思齐古人——回归魏晋梁巘

自言:“学古人书,须得其神骨、魄力、气格、命脉,勿徒貌似而不深求也。吾辈学书,纵不能驾古人而上之,亦必有一副思齐古人之意见。” [2]111 结合《承晋斋积闻录》和《评书帖》相关论述,“思齐古人”即“回归魏晋”,这是梁巘的书学理想,他通过研究历代法帖,结合学习实践找出一条“由唐入晋”的道路:“学书须临唐碑,到极劲健时,然后归到晋人则神韵中自俱(有)骨气,否则一派圆软,便写成软弱字矣。” [2]111 方法就是:“楷宗晋唐,草法‘二王’。” [6]352

(一)楷宗晋唐

梁巘乾隆三十二年(1767)《临颜真卿〈多宝塔碑〉》册页,是笔者所见最早的临写唐碑作品。字字严谨,笔笔不苟,忠实于原碑,可谓亦步亦趋。此时梁巘在咸安宫任教习,正热衷于科举。但举进士考中书皆不中,备受打击,因而更加发奋临帖。清代科举相当看重“乌、方、光”的馆阁体,而馆阁体不外乎“颜底赵面”或“欧底赵面”。为此,梁巘不仅要学赵孟頫,还要学颜真卿(709—785),此册即是。(图8)

图8 梁巘 临颜真卿《多宝塔碑》册页 纸本 26cm×15.5cm×10 1767 选自雅昌艺术网

柳公权(778—865)也是梁巘“由唐入晋”道路上研习的对象,其乾隆三十八年(1773)临《玄秘塔碑》册页,为笔者所见最早署款循理书院的作品。从笔法上看,以中锋为主,圆劲遒丽,结构亦忠实于原帖,临习得很认真。(图9)同年所书《咸平寺庄严记》,即呈柳体面貌,说明这一年致力于柳。梁巘后来书碑时,亦在其他书体中融入柳法:“吾重书《赠朝议大夫鲍君家传碑》,间参一二笔柳法,其瘦处却似徐用锡、蒋湘帆,然为纸笔所困,未得应手,非吾得意书也。” [2]97 这说明他对柳公权相当倾心。

图9 梁巘 临柳公权《玄秘塔碑》册页(选二) 纸本 1773 选自雅昌艺术网

唐楷诸家,梁巘最推崇的还是欧阳询(557—641)。乾隆四十二年(1777)所书《裕备仓记》碑,便一派欧书面目,已从颜、柳转向欧。(图10)其对欧阳询的评价也高于颜真卿和柳公权:“欧书横笔略轻,颜书横笔全轻,柳书横笔重与直同。人不能到而我到之,其力险;人不敢放而我放之,其笔险。欧书凡险笔必力破余地,而又通体严重,安顿照应,不偏不支,故其险也,劲而稳。” [7] 反观梁巘此碑,确得欧阳询之险、劲,略失其稳也。梁巘此时尚未达到“人书俱老”之境:“凡事有志竟成,况学书一道,今岂不如古哉?按:《九成宫》《皇甫》《虞恭公》等碑皆晚年书,初岁未必即佳。人苟英年刻励精进,奚虞难成?要在不自废耳!” [2]107 可见,其对学书信心满满,始终在学习探索中丰富完善自我,亦如其言:“学书忌浮论而无实功。爱而不学知不真,学而不笃得不深。” [2]108

图10 梁巘 《裕备仓记碑》拓本 1777年(选自胡冰编《梁书法(续编)》,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,第191页)

梁巘还用心于张从申(生卒年不详),其乾隆四十五年(1780)《临张从申〈改修吴延陵季子庙记〉》册页,跋文曰:“《书苑》云:‘从申结字镇(缜)密,近古未有。弟三人并工书,皆得右军风规,时人谓之四龙。’今观其书,良然。临摹之际,觉苏文忠亦曾用力于此,不止李西台也。”梁巘对张氏兄弟大加赞赏,指出苏轼不只学李建中(945—1013),还学张从申。还对张从申有评论:“原拓《延陵季子碑》,力大笔厚……写碑版如张从申字,实实站得住。从申兄弟并工书,当时号‘四龙’,然从申书传而其他不传者,想不若从申也。” [2]18-19 “力大笔厚”和“实实站得住”是梁巘对张从申的总结,从此册看,的确如此,可见其用功之深,亦可知其书之“劈实劲健”来自张,故而光绪《亳州志》载:“于李邕、张从申摹仿尤久,几于神似。” [6]352 (图11)

图11 梁巘 临张从申《改修吴延陵季子庙记》册页(选一) 纸本 25.5cm×32cm 1780 私人藏

徐浩(703—782)也是梁巘的师法对象,对所临《不空和尚碑》相当自信:“吾在山东时,临《不空碑》卷子,字颇大,劈实遒劲,若刻刻出,差有唐碑风味,已赠杨蕉亭,自信有‘奔泉抉石’之意,而蕉亭谬赞为驾唐人而上,过矣。” [2]91 可惜未见传世。

梁巘对徐浩、张从申的学习都是为了弥补李邕的不足,终究还是推崇李邕:“徐季海《不空和尚碑》石有断处,缺二十余字。余向见董文敏公有临此碑全文,因取添注于旁,文遂无不可读者。《不空碑》规矩准绳好过张从申,而其硬处还有不及从申者,终是李北海强过诸公也。” [2]21

唐代行书,梁巘认为李邕和颜真卿最佳:“唐行书最好者:李北海《云麾碑》,颜鲁公《座位稿》。李是从王出,颜亦从王出,而另开境界。” [2]70 因为李、颜皆出于王羲之(303—361),学习二者均能“入晋”。梁巘对李邕的学习自不待言,而对颜真卿,不仅尽收其碑帖,还认真临写。天津博物馆藏有其临《争座位稿》立轴,属创作型临写,用笔劲健,结体稳重,兼有“二王”笔意。(图12)

图12 梁巘 临颜真卿《争座位稿》 纸本 151cm×55.5cm 天津博物馆藏

梁巘在遍临唐碑之后,发现唐代诸家皆取法王羲之:“王右军字大小、长短、匾狭,均各还体态,率其自然。至唐人颜、柳、欧、虞,则剪裁其体,直取方格内整齐,而欧得其骨,虞得其圆,褚得其风趣。” [2]62 其晚年自认为结字不够紧密,不够圆润自然,仍然要“回归魏晋”,回到王羲之上:“吾今看《兰亭》《黄庭》字,欲收紧一步,浑其圭角,因从前书碑版,撑扎处甚不慊意也。” [2]92 可谓善学者也。

(二)草法“二王”

梁巘深得李邕之法,对其评价也相当公允:“李北海书全凭气力,拓开间架。若《兰亭》《半截碑》,力大无穷,看去却极静,此北海所以不及也。然初学必从北海、欧、褚入手,拓开气力,极足极满,然后收到《兰亭》《半截碑》上。” [2]79 尽管李邕与王羲之有差距,却是“回归魏晋”之梯航,可“拓开气力”,最终还是要回到“二王”上,尤其是行草书。

图13 梁巘 于此亦足七言联 纸本 122cm×28.3cm×2 安徽博物院藏

《圣教序》是王书的“百衲衣”,也是王字的“百宝箱”,梁巘自然首选。其乾隆三十九年(1774)所临《圣教序》册页,运笔苍劲,结字灵动,可谓察之尚精、拟之贵似。

梁巘晚年,更加倾心于《兰亭》,将其作为矫正不足、完善自我的标尺:

吾近日尝喜看《兰亭》。

吾向尝临《兰亭》,然终不甚解其所以佳,近日临欧、李既久,方知《兰亭》之紧,非他书所能及。[2]92

安徽博物院藏有梁巘行书《于此亦足》对联,乃集《兰亭》之文字,笔圆意蕴,苍秀浑厚,深得右军神韵。(图13)

王献之(344—386)也是其学习和研究的对象,梁认为学大令可弥补右军之不足:“学右军草书必参大令,以其气胜也。” [2]108 并言董其昌亦师王献之:“董思翁书偏侧处本王大令《十三行》,圆处本虞世南。” [2]76 可见其学习之深入,研究之透彻。南京博物院藏有梁巘《临王献之〈洛神赋〉》册页,虽是临写,却融入李邕笔法,遒劲浑厚,逸气生动。跋尾考证,见解独到。

梁巘认为智永(生卒年不详)是王羲之正脉、嫡传:“书法自右军后当推智永为第一,观其《真草千字文》圆劲秀拔,神韵浑然,已得右军十之八九,所去者正几希焉。” [2]72 告诫学生:“学草书,必须学智永《千字文》,盖其字多,偏旁具备也。” [2]110 但《千字文》只有规矩,缺少气魄,只是过渡,终究还要回到《十七帖》上:“智永《千字文》有规矩,《十七帖》有气魄,然究竟不如《十七帖》,因较《十七帖》略软。” [2]62 《十七帖》才是最佳范本。梁巘有临《唐人双钩十七帖》笺本,虽未署年款,但生涩老辣、圆润遒劲,当为晚年所临。(图14)

图14 梁巘 临《唐人双钩十七帖》册页(选二) 笺本 27cm×34cm×2 选自中国书法名家网

梁巘于草书,不只倾心于《十七帖》,对孙过庭(约646—690)、张旭(约675—759)、怀素(737—?)也是心摹手追。朵云轩藏有其《临孙过庭〈书谱〉》册页,在孙过庭的基础上加以己意,中锋运笔,浑厚朴茂。梁巘在循理书院的十几年“肆力于书”,精研历代法书,遍临晋唐碑帖,所书碑版遍天下。晚年颇为自负,其临《淳化阁帖》后跋曰:“石如善篆书,余不能,然亦不可以晋以后书格尘法鉴也。”在肯定邓石如的同时,也强调自己的书法已“回归魏晋”。结合梅镠跋语“闻山书极纵横恣肆之观,尔年来更渊雅隽永,深得晋人风韵”和汪焘跋语“闻山此书运用精严,得右军行草中带篆隶笔意”看,的确如此。

梁巘临《淳化阁帖》,汪焘跋曰“乙巳绝笔”,此册潇洒流宕,逸气生动,深得魏晋风流,已达其“思齐古人”之意愿。(图15)

图15 梁巘 临《淳化阁帖》册页(选一) 纸本 27.5cm×36.6cm 1785 安徽博物院藏

梁巘所书碑版遍天下,居同期书家之冠。自言“已刻者五十三种矣” [2]93 ,宁问礼《湖北巴东县知县梁公家传》言“刻石之多至百种,亦前人所未有” [1]347-348 。晚年“书名大振于江淮间” [4]808 ,更有“无梁不成家” [9] 之美誉。

梁巘在清代中期碑帖嬗变之际,能够碑帖兼融,倡导学习汉魏六朝碑版,主张“回归魏晋”,是清代书法代表人物,是继赵孟頫、董其昌之后足以颉颃张照的书坛巨擘。在安徽书法史上,又是继南宋张即之以来,五百年间最有成就的书法家、书法理论家和书法教育家,和邓石如一起 ,形成碑帖的两座高峰,屹立于书坛,光前裕后。

参考文献

[1]宁问礼.湖北巴东县知县梁公家传[M]//颍州宁氏族谱:卷八.1926.

[2]梁巘.承晋斋积闻录[M].洪丕谟,点校.上海:上海书画出版社,1984.

[3]王潜刚.清人书评[M]//崔尔平.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.上海:上海书画出版社,1993:824.

[4]王文治.快雨堂题跋[M]//卢辅圣.中国书画全书:第10册.上海:上海书画出版社,1993.

[5]段玉裁.经韵楼集·卷十:述笔法[M]//续修四库全书·集部:第1435册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:133.

[6]李放.皇清书史(一):卷十七[M]//周骏富.清代传记丛刊·艺林类(23).台北:台北明文书局,1985:620.

[7]钟泰,宗能征.光绪亳州志[M]//中国地方志集成·安徽府县志辑(25)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8.

[8]梁巘.评书帖[M]//历代书法论文选.上海:上海书画出版社,1979:582.

[9]张之屏.淮南耆旧小传初编(续)[J].学风,1934,4(2):21.

本栏目图文摘选自张朝阳《梁巘评传》,安徽美术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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